严介和理事长赴上海青浦区金泽镇考察交流 【 2021-05-12】

显然，社会规范的建构仅仅出于仁爱是不够的，因为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正当的社会规范未必就能够适宜于当下的特定的生活方式。

智，当然这就是智慧了，道德智慧。以下"新五常"则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五常伦"、即五种经常性的需要人来处理的社会关系。

顾名思义，"伦理"一定要有"理"，要有原则规范的提出和论证。它们是感情、理性、经验和信仰的综合。所以说，所有人都应遵循基本的道义，所有人都应以"义"为基本的行为纲领。孟子"四端说"和仁义礼智信很有关系，另外古代还有"三达德"，这就是仁、智、勇。一是"五常德"，即人应当具有的五种持久性德性。

古希腊还有"四主德"，这就是节制、勇敢、智慧、正义。"族群宁"，首先是不同国家族群之间的和平与安宁，要努力谋求互相之间不诉诸武力，不发生战争、乃至能够合作共赢。西方伦理学有两种传统背景：一是基于古希腊哲学以来的理性主义背景的伦理学，发展到今天，它基本上是排斥仁爱情感因素的。

损益的理由，是下文要讨论的两条原则之一，即适宜性原则。对于全球伦理，《宣言》有时称之为规范或者规则、准则：这份全球伦理宣言的目的，是……希望让人注意到那些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伦理规范。而在儒家看来，仁爱是人自己的情感存在。[②] 为什么会这样呢？本文将为全球伦理的基本理念给予一种儒学的辩护，同时也对全球伦理的学理缺陷给予一种儒学的批评。

全球伦理没有作出这种区分，仅仅着眼于规范的选择，而缺乏原则的基础。其实，更根本的问题还不在这里。

[②] 刘述先：《有关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的再反思》，《第六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论文集》，台北：鹅湖杂志社2001年版。儒家伦理学区别于西方伦理学的一个根本点，就是以仁爱为本源。但是，这里存在着某种分疏。汉语义最基本的语义，一是正（正当），一是宜（适宜）。

但是，（2）在更为根本的、社会正义论意义上，社会规范也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损益修改的：对于既有的社会规范，我们可以删除一些旧的规范（损）、增加一些新的规范（益）。而《三国演义》中曹操却说：‘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确实，今天的伦理学家们往往刻意回避原则问题，因为他们认为，一旦追溯到规范所赖以成立的原则上去，那就进入了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那些不同的核心价值观，那样就会失去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事实上，世界不同文明都曾各自在历史上建立过某些社会规范，这些社会规范未必都能够适合于当今社会的生活方式。

这实际上意味着承认全球伦理规范的可损益的开放性。孔子所说的礼有损益（《论语·为政》）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规则是高度抽象的形式主义。那么，有没有第三条可能的进路呢？我们来看看儒家伦理学的情形：三、全球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学儒家有一套伦理学，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2、探索伦理原则的先验论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宣言》本身也有一种先验色彩：作为宗教的和灵性的人士，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安放在终极实在的基础上，并且在信仰中、在祈祷或冥想中、在语言或静默中，从终极实在那里获得精神力量和希望。当然，西方伦理学并不是不讲仁爱。笔者自己就曾对金规则加以质疑：人们经常爱举的例子，就是康德提出的一条‘绝对命令：‘你们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金规则在当今世界之所以仍然还是一种金的规范，就因为当今世界的共在生活情境——全球化的生活方式：我们共同地感到金规则是无可替代的规范。[⑥] 换句话说，我们尽管可以探讨信仰、道德形上学层面上的原则问题，但那未必是有结果的，所以，应该将目光集中在规范的层面上。[⑦] 这就是说，全球伦理就是从各种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既有伦理规范中经验地归纳出一些共同的规范。

[21]当然，对金规则的这些评论不无道理。对此，翟振明指出：普遍伦理应该是实践理性的结果，而像孔汉思所谓的‘全球伦理却是对世界宗教的实践和实际所遵循的规则进行观察的结果。

为寻求一种普适的伦理原则，经验论和先验论的方法都有问题。但是我们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所有人欲皆同。

而事实上，全球伦理的伦理（ethic）一词，所说的乃是规范、而非原则。因此，正当性原则所要求的乃是：社会规范的建构，应该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

[19]《管子》：郭沫若等《管子集校》本，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这里仅讨论金规则问题，以见一般。[11] 邓晓芒：《全球伦理的可能性：金规则的三种模式》。关于全球伦理问题，有一个极为基本、极为重要、然而人们未必明确地意识到了的严格区分，那就是伦理规范（norms）和伦理原则（principle）的区分。

[21] 邓晓芒：《全球伦理的可能性：金规则的三种模式》。《宣言》指出：尽管不同的宗教和伦理传统对于何为有益，何为无益，何为对，何为错，何为善，何为恶，常常提出彼此十分不同的根据。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假定是大家‘所欲的东西是一样的，这个前提是未经思考的，也许你所要的恰好是人家不要的。以上表明，不论是经验论、还是先验论的进路，都存在问题。

其中只有礼是规范的范畴，而义则是原则的范畴，至于仁则是其更加本源的观念。正如《宣言》所说：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根本的危机：一场发生在全球经济、全球生态和全球政治中的危机。

当然，我们并不排除陆象山、王阳明所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情况，例如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不论是对家庭、社团、种族、国家和宗教，都是如此。不仅如此，更确切地说，儒家所说的仁爱具有两个维度：一方面是差等之爱、即仁爱程度上的亲疏差别，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儒家承认这是生活情感的实情。实际上，规范总是建立在某种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其问题结构是：人们为什么要建构或者选择如此这般的一种伦理规范？这种建构或选择的根据是什么？这个根据就是伦理原则，它表现为某种价值判断，而充当对伦理规范进行价值评判的尺度。

（假如普适的是说的不仅可以超越地域空间、而且可以超越历史时间的，那么在我看来，只有普适的原则，没有普适的规范。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追问：全球伦理所说的伦理，究竟是说的伦理规范呢，还是说的这种规范所赖以成立的、更加先行的伦理原则？然而《宣言》本身就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分，而是将规范误认为原则了。

伦理学在观念层级关系上有一个基本区分伦理原则→伦理规范，儒家谓之义→礼，其中礼（规范）是可以损益的，而义（原则）才是普适的。在这个问题上，《宣言》宣称：一种伦理的基础已经存在。

[17] 韩愈：《原道》，见《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关键词】全球伦理宣言。